北京的西藏政策，六十年来一直在鸽与鹰之间交替，自1980年代末以来，一直都是鹰派主导，在可预见的将来，也不会发生变化。

1980年和1984年的第一次、第二次中央西藏工作会议，皆由HYB主持，都是以怀柔为主旋律，表明中央对西藏的亲切关怀，而1994年JZM主持第三次中央西藏工作会议就着重强调西藏和全国的稳定、发展、国防和国家安全，2001年JZM主持的第四次中央西藏工作会议和2010年HJT主持的第五次中央西藏工作会议，都明确“稳定压倒一切”，着力于提高藏民生活水平，解决群众实际困难，第五次中央西藏工作会议还并吸取了历史上的平叛经验，将西藏与其它省份的藏区作统筹考虑综合部署。

笔者多年来听到过相当数量的体制内不同背景的人士，对HYB西藏政策的反思、批评，甚至有言语“不堪入耳”者，而赞赏者寥若晨星。

最早的西藏政策是鸽派的，毛泽东兵胜昌都，但还是要促成西藏的和平解放，实行了新中国最早的“一国两制”：藏人（达赖集团）治藏、高度自治，政教合一与农奴制等旧制度照行不变，且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，西藏地方政府维持自己的军队，中央在藏有少量驻军，中央管外交。后来，不属于“特区”的四川省等地社会主义改革，当地藏民大量涌入作为“特区”的西藏，这和1959年暴乱有所关连，中央胜利平叛，毛泽东又指示放达赖走，不要阻挠。

改革开放后，HYB再次实行鸽派政策，而达赖当时认为时间在他们那一边，

有藏民的忠诚，不靠他解决不了问题，国际上给中国的压力也大，而北京改革开放不久，需要西方的支持，北京对藏人优惠体谅极多，对达赖集团也抱有幻想，双方有多次接触，换来的是1980年代后期的几次骚乱，1989年拉萨戒严，六四风波后达赖获诺贝尔和平奖，此后西藏问题进入最困难时期。

尽管毛泽东早期的温和政策一般没人批评，但HYB的西藏政策在北京体制内已几乎名声扫地，虽然还有少数人主张趁着达赖活着，与之达成相互妥协，预防达赖死后局面失控，但鸽派已失去了话语权。

两次鸽派政策的惨重教训，而现任领导人又亲历过西藏叛乱，已让北京认为绥靖妥协会导致失去西藏，改变政策的风险和再出现危局的场面，谁也难以承担。

何况现在北京认为时间在自己这一边，比年迈的达赖更能熬得过时间，最困难的时期都挺过去了，现在北京自视大国崛起，在西藏也已直接经营五十一年，而达赖带领少数人流亡异国，老迈不堪，在国际上也只是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舆论支持，无地盘无枪杆子无雄厚资本，没有向中央叫板的本钱，双方实力相差悬殊，北京就算为了怀柔，让步也必极为有限，岂会接受达赖提出的占中国领土总面积四分之一的大藏区完全自治、解放军和非藏人都撤出大藏区这样一种变相独立？而达赖一死，流亡藏人的势力更加萎缩，激进暴力只会为国际社会所不齿，增添了北京的筹码。

在这种形势下，即使领导人世代更替之后，西藏政策作大调整的可能性也很低很低。

中央依然没有封死达赖的回归之门，还给了达赖对话的机会，如果达赖能对中央作出重大让步，放弃藏独和变相独立，与北京达成相互妥协，那么他还有可能终老故土，按北京过去开出的优厚条件，或许仍不失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类的国家领导人地位，而北京也可以用达赖在藏民中的宗教地位，巩固对西藏的统治，当达赖圆寂之后，在国内寻找转世灵童，维持藏传佛教的嫡传法统，藏独势力也难有缝可钻。

可只要达赖冥顽不化，坚持分裂祖国，就只能客死异乡，身后一旦树倒猢狲散，或许部分温和的流亡藏人会在承认中国公民身份（等于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）、维护民族团结等前提下回国，部分寻求新的和平道路或泡沫化，但激进暴徒“少壮派”会疯狂滋事，给中国制造破坏，为北京带来反恐的包附，西藏问题将长期化。

世界上发达的所谓“民主”国家很多，但她们依然存在诸多的民族宗教冲突、地方分离运动和恐怖主义，并非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所能解决，也不是“民主”所能解决，在美国已经不存在印第安人的问题，但加拿大的魁北克却无法彻底解决，英国的北爱尔兰和俄罗斯的车臣问题，也交替出现怀柔和强硬对策，民族宗教的问题，最终还得在民族宗教上解决，是战还是和？后续如何发展？最终取决于达兰萨拉与北京的内外形势、实力对比和政治智慧。

2010年9月13日